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了大幅提升，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。少数前沿方向处于领跑，部分领域方向实现并跑，初步具备了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，大部分领域依然跟跑，但差距在缩小。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，我国的科研选题与国家发展现实和长远需要结合不够紧密，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短板依然突出，原始创新能力不强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、民生改善、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，要求对能够快速突破、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，要抓紧推进；对属于战略性、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，要提前部署。要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，密切产学研合作，联合建立将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科技问题的科研选题机制，从产业创新需求中凝练科技问题，突破一批底层原理和关键核心技术。

　　这需要我们构建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相适应的科研选题、资源配置、评价激励机制。笔者认为，科研选题应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立足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选出“真问题”，然后“真研究问题”，最终“真解决问题”。这需要健全基础性、公益性研究稳定支持机制，完善高风险、颠覆性技术创新支持机制；建立兴趣导向和任务导向相结合的基础研究选题机制，从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，引导科研人员“十年磨一剑”，心无旁骛挑战科技难题，努力开辟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前沿方向；明确勇攀高峰、潜心研究、创造价值的评价激励导向，避免“跟风式”科研和“短平快”研究。同时，要敢于给青年科学家担当大任的机会，发现一批敢闯“无人区”的顶尖科技人才。

　　科研选题机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问题，它的切入点在哪儿？

　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，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化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机制，选准科研选题机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切入点，做好人财物配套，促进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科研成果。

　　首先，探索制定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。完善科技决策咨询制度，形成常态化、政产学研联合选题机制，精心挑选和吸纳中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参与重大科研任务选题研讨，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实际和未来需要、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战略性科研选题清单，定期更新，供部门、机构、地方共享，避免重复布局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选题，要勇于跳出“舒适区”，向“无人区”迈进；立足现实需求的选题，要尊重科学、技术、工程规律，分类部署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。

　　其次，建立分工明确、相互协同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。能高质量完成战略科技任务的机构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。发挥国家实验室和综合院所的建制化、体系化优势及行业院所的建制化、专业化特色优势，主要承担战略导向、重大科技问题带动的基础研究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着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，主要承担前沿导向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；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基础前沿研究机构和创新联合体，主要承担市场导向、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协同平台作用。

　　再次，强化技术科学在创新链中的连通作用。20世纪50年代，钱学森提出“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部门同时并进，相互影响，相互提携”。技术科学是以任务和需求为导向，对行业技术领域共性技术原理的研究，是连通创新链的关键环节。现有基础及应用研究的资助政策对技术科学的资助不足。要建立技术科学类项目的选题、评价、考核和管理机制，引导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开展技术科学研究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，科学家、企业家和技术研发人员协同创新。

　　从次，充分发挥科技评价改革的“风向标”作用。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，引导形成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科研选题机制。完善科技评价标准，对基础研究重点评价“从0到1”的“原创性科学价值”，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点评价“从1到10”的“原理突破和技术价值”，对技术集成和成果转化等科研活动重点评价“从10到N”的集成突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“经济社会价值”，以此带动机构、人才、计划、项目、基地、平台等管理改革，推动科技资源优化配置。

　　最后，分类实施科技奖励和创新激励。奖励和激励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。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，要加强对人的奖励和激励。坚持“非功不奖”原则,“成就在先、承认在后”，分类奖励和激励：在政府层面，突出科技奖励的荣誉性，重视人员和科技团队奖励，大幅精简过程性成果奖励数量、提升奖励质量；在市场层面，切实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，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对创新的普惠激励；在社会层面，鼓励科学共同体主导、企业捐赠的社会科技奖励专业化发展。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，在创新实践中识别、奖励人才，带动评价、奖励和激励机制改革，形成科技人员各展其能、各尽其才，伯乐与千里马竞相涌现的局面。

　　（作者：万劲波，系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）